《康熙》文化意义：生于岛屿 面向全部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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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蔡康永宣布退出《康熙来了》，小S表示要共进退，以蔡康永和小S的个人魅力为核心的《康熙来了》即将落下帷幕。

　　《康熙来了》虽然是综艺节目，却更像两部美剧的综合，一部是《老友记》，蔡康永和小S主掌的演播厅就是Central Perk，另一部是《X档案》，蔡康永和小S仿似穆德和史卡莉，在深情厚谊的陪伴下，在整个世界探秘。这也是《康熙来了》的两条主线：两个主人之间的爱，和带着爱的人性探秘。说起来，这也是历时十二年的一场“英雄的旅程”。

　　即便它以别的形式重新出现，也已经不是《康熙来了》，因为《康熙来了》之所以成为《康熙来了》，不只因为节目本身，还靠所有人投入其中的时间和感情。十二年时间，许多人从少年长成青年，从青年成为中年，《康熙来了》始终陪伴在一旁，它不只是作为节目出现，也是一代人成长的见证，以及青春的参与者，更何况，它是在内地综艺节目还没崛起的时候，以网络传播的形式出现的，对于还被正统刚硬的宣教式电视节目围绕的内地青年观众来说，它也像是青年人望向外面世界的一面窗口，让人看到华人世界里名人的另一面，和另一种话语方式。总之，它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，这都是其它的综艺节目做不到的。

　　在“人情”和“陪伴”这个最基本的设定上，《康熙来了》有非常大的宏观面向，节目创立人王伟忠是眷村一代，身上还有大陆文化的影响，努力突破台湾文化的小岛思维，在他的设想中，“康熙本应成为一档真正的泛华人文化标杆类节目”（《GQ•智族》2014年7月号，马李灵珊《岛上的康熙》），他设想过做“康熙盛典”，去全世界华人聚集的地方做节目。早期的《康熙来了》，的确有这种宏观面向的气质，华人英才齐聚，一时气象万千，内地艺人去台湾做宣传，《康熙来了》是桥头堡。它虽然在岛屿上诞生，却有面向全部华人的决心。

　　这也是这个节目会选择蔡康永担任主持人的原因吧，他出身世家，和“大陆”相隔不远，胸中有丘壑，是整个节目的砣和锚。在高中当校刊主编时，他发表文章披露“二•二八事件”真相和刊登《共产主义宣言》，后来被胡金铨推荐去美国学电影，大学时代开始为滚石和飞碟唱片写文案，也曾受白先勇邀请，把《谪仙记》改编成电影剧本《最后的贵族》，还曾写过那个阴郁的电影和小说《阿婴》，也是《功夫皇帝方世玉》编剧之一。他在雅和俗之间来去自由，在名利场和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之间穿梭，在繁华人间和幽深世界之中同样得到滋养。处变不惊，在急速周转的事物中寻找缓慢。并示范了一种可能，人既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不抗拒对人世的学习，既保留了小王子式的天真，也高唱经验之歌，既能和周遭的一切保持共振，却也维护着一点清醒和耐心，像在秋林之中维护着一点春绿。《康熙来了》之所以能够举重若轻，首先是因为它是能够负重举重的。

　　但一两个人，是无法挽住时代巨轮的。

　　世纪初，华人的娱乐中心是上海，后来时局变化，华人文艺中心和文艺人口，分别向两个地方迁徙，一拨从上海迁到香港，此后三十年，南下文艺人口和香港本土文艺人口，国语电影和粤语电影，国语歌和粤语歌，一直在进行微妙博弈，另一拨迁移到了台湾，此后，相似的情景在台湾出现，国语电影与闽南语电影、国语歌和闽南语歌的此起彼伏，一直在进行。整个华人世界的文艺研发和输出，都从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岛上来。

　　“国家就是一个个人性膨胀的集合”，大卫•米切尔在《云图》里这样说。它既然有人性的成分，就会有这样一种期望，它期望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是线性的，哪怕是在娱乐记忆上。这个集合的自尊心，以及被金钱催化起来的自信、自大，都不允许它再继续停留在借来的时间里了。民间谚语这么说：“园子里只能有一棵大树”。这个国家，必须要在它认定的时间地点，培育起一颗大树，既能最大限度吸收民族文化资源，也能最大限度获取民族资源的解释权。

　　2000年后，内地娱乐的最大动向，就是逐步离开岛屿的辐射。借着唱片业衰退、电影业格局变动、明星新旧更替，到了2010年，这“脱岛入陆”已经基本完成。与此同时，香港和台湾的文艺人口陆续北上，香港和台湾的娱乐业，开始走向颓势。

　　衰败有大的局势因素，也有小的局部因素。台湾综艺日渐衰败，除了内地的资金、人才吸引之外，还因为网络节目分流了观众，电视节目创意能力下降（老主持人让人审美疲劳，多数时候意味着节目框架也在严重老化），制作费不断减少，捧出新生代主持人的能力也因此退化，仅仅靠欧弟等等新人，是无法完成扭转乾坤的任务的，阿雅之所以来大陆，就是因为这边“综艺形式更为多元化”，有更多可能。吴宗宪因此常常把那段话挂在嘴上：“一个节目做久了就有老态，老了之后就会有疲态，疲了就会被淘汰。”并在2009年宣布“裸退”，尽管随后他就用行动说明“裸退”是一场玩笑，但退和不退之间的纠结，正是对此刻时势的判断。

　　《康熙来了》面临着同样的窘境，节目经费缩减，节目资源退化，通告艺人成了节目的主流，那些宏伟的设想，全都无法实现。此外，蔡康永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，娱乐业，是一个需要荷尔蒙的行业，年事渐长的他，固然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，对世界也依然怀有好奇心，但他显然已经不能作为娱乐节目的荷尔蒙担当出现。他需要新的环境，新的刺激，新的资源支持，以及更多的收益，来内地做节目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　　当初，面对《GQ》的记者，面对“如果康熙即将迎来最后一期，你会选择怎样录制自己的最后一期节目？”蔡康永的回答是： “我希望它不要让人感觉到是最后一集。”事实上，这个任务不难完成，因为这不仅仅是《康熙来了》的最后一集，也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一集，在大的时代轮动中，一个节目一个人的命运轮动，值得言说，却又何足言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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